“行歌入谷口，路盡無人躋。攀崖度絕壑，弄水尋回溪。云從石上起，客到花間迷。淹留未盡興，日落群峰西。”唐代“詩仙”李白的一首《春游羅敷譚》，細致形象地描繪了邯鄲當?shù)孛麆?ldquo;羅敷潭”的美景，使人回味無窮。“魏晉南北朝前有大量描述‘羅敷’美女的詩歌，但‘詩仙’李白的詩，是目前能考證的第一首實地踏訪、有感而發(fā)的詩歌，側(cè)面證實了‘羅敷’出自邯鄲。”邯鄲職業(yè)技術(shù)學院教授、趙文化研究所主任侯京生說。

　　歷史上確有“羅敷”其人

　　作為邯鄲地方文化專家，侯京生教授曾專門做過關(guān)于羅敷的課題，他認為歷史上美女“羅敷”確有其原型，是個真實存在的人物。

　　侯京生教授講述，羅敷，最早出自漢樂府《采?！?，宋代的時候被收入《樂府詩集》中。關(guān)于羅敷的詩歌很多，相關(guān)題材的多首詩歌所言羅敷的結(jié)局不盡相同，但最為著名，影響最大的仍是古辭《陌上桑》。

　　羅敷出于樂府古辭《陌上桑三解》中。《陌上桑三解》又叫《艷歌羅敷行》。崔豹在《古今注》中認為，秦氏，邯鄲人有女名羅敷，為邑人千乘王仁妻。王仁后為趙王家令。羅敷出采桑于陌上，趙王登臺見而悅之，因置酒欲奪焉，羅敷巧彈箏，乃作《陌上桑》之歌以自明，趙王乃止。

　　從崔豹的注解中，似乎告訴我們，羅敷無疑應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。她的姓名、家世及夫婿的姓名職務交代得清清楚楚，“而且從詩歌中人物的對話、身份來判斷，羅敷確有其原型。”

　　邯鄲學院黨委宣傳部長、教授，趙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李廣也十分認同羅敷確有原型的觀點，李廣教授表示“羅敷”作為一個藝術(shù)形象，有文學創(chuàng)作上的升華，但她可以說是邯鄲美女的“代表”。雖為一名民女，卻以熱愛生活、不慕權(quán)勢、忠于愛情、剛?cè)峒鏉?、貌心同合的美麗形象而征服了歷史，羅敷的美是一種高尚的美，是一種堅貞的美，是人們所追求的那種崇高的美。

　　美女“羅敷”究竟是哪個朝代的人?

　　崔豹《古今注》中的趙王，究竟是戰(zhàn)國時期的趙王?還是漢代的趙王?侯京生教授認為實在無從考察。就故事而言，歷來研究者會追溯到《列女傳》中“秋胡戲妻”等故事。漢代還有一篇與這篇主題相同的樂府《羽林郎》，敘述權(quán)貴的豪奴調(diào)戲一位“當壚”的“胡女”，遭到“胡女”的嚴正拒絕。

　　崔豹，字正熊，一作正能，西晉漁陽(今北京市密云縣西南)人。晉惠帝時官至太子太傅丞。《古今注》是一部對古代和當時各類事物進行解說詮釋的著作。其具體內(nèi)容，可以從它的八個分類略知大概。卷上：輿服一，都邑二;卷中：音樂三，鳥獸四，魚蟲五;卷下：草木六，雜注七，問答釋義八。

　　侯京生教授講述，學術(shù)界有研究者指出，“羅敷”詩中提到的“倭墮髻”是東漢京城一帶最流行的發(fā)型，是“盤桓髻”的改進，發(fā)髻偏墜一旁，猶如騎士的墜馬一般，更顯佻巧和嫵媚。我國婦女以戴耳環(huán)為美，而耳環(huán)作為婦女的裝飾品是從東漢開始的，羅敷以明珠作耳環(huán)，湘綺及紫綺為衣裳，都是東漢時期的時髦裝扮，由此推論羅敷生活在東漢時期。

　　在侯京生看來，這種推測之辭是站不住腳的。從考古資料來看，穿耳的習俗，最遲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就已形成。紅山文化即有玉蛇耳墜，說耳環(huán)起自東漢根據(jù)不足。也有人認為，耳環(huán)成為普遍的風氣，則是在宋元時期，且是受遼的影響。所以僅從發(fā)型、配飾判斷羅敷的生活年代，有些牽強。

　　作為生活在西晉的崔豹無疑與羅敷的時代更接近，而最早的關(guān)于羅敷的詩題仍以南北朝為始。根據(jù)古辭中羅敷的華麗穿戴，侯京生教授認為，作為趙地女子，她的這種生活只能是在戰(zhàn)國、漢時期的繁華都市邯鄲。

　　探尋歷史風云，解密塵封檔案。你如有線索或疑問，請聯(lián)系我們，我們會盡力為你解疑，還你真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