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去年忙活一年,我的年終獎才7200元。春節(jié)給壓歲錢,就花光了我的年終獎。”2月18日,趙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頗為無奈地說,近些年,農(nóng)村老家的壓歲錢水漲船高,少了拿不出手,多了又心疼,給壓歲錢成了過年的一大負擔。
和趙蕾有相同感受的人不在少數(shù)。今年春節(jié)假期,有關壓歲錢的討論持續(xù)升溫,不少年輕人發(fā)文感嘆“為什么壓歲錢越漲越高”“動輒上千,對于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壓力很大”。還有人吐槽,逐年上漲的壓歲錢給農(nóng)村老年人增加了很大的經(jīng)濟壓力和煩惱,壓歲錢可能還沒發(fā)揮給孩子“壓歲”的作用,卻將老年人“壓”垮了。
多位受訪專家指出,作為傳統(tǒng)年俗之一,過年時長輩給晚輩壓歲錢,本是一種“年味兒”,代表著期許和祝愿,但近年來一些地方不斷上漲的壓歲錢成了年輕人、老年人沉重的經(jīng)濟負擔。還有一部分人互相攀比,使得壓歲錢的寓意變了味兒,這種現(xiàn)象值得深思。各地應當積極采取舉措,引導群眾樹立關于壓歲錢的正確觀念,杜絕壓歲錢攀比現(xiàn)象,讓壓歲錢不再“內卷”,回歸聯(lián)絡感情、傳遞祝福的本意。
壓歲錢動輒幾百元
收發(fā)人群壓力巨大
趙蕾今年31歲,老家在邵陽農(nóng)村。她記得自己上大學時,長輩給小輩的壓歲錢大多在60元、80元、100元??刹恢缽氖裁磿r候起,村里的習俗變成一兩百元都拿不出手了,逐漸漲至300元、500元、600元,甚至1000元。
“我給500元都不算多的,包紅包時都在‘肉疼’,真想找個理由不回老家過年。”趙蕾半開玩笑道,自己還沒有孩子,壓歲錢只出不進,著實令人頭疼。
她甚至和父母商量能不能少給一點,比如給300元,但是被父母嚴厲制止,稱這樣一來會被人在背后指指點點,500元是最低標準了,如果她的錢不夠,父母可以補上,“我爸媽都是農(nóng)民,根本沒啥收入來源,要負擔這筆錢更不容易,但老一輩特別注重面子和人情往來”。
安徽阜陽市民張程對此深有同感。他的父母生活在農(nóng)村,每逢過年,不少老年人都會因為壓歲錢而發(fā)愁。“我爸今年70多歲,過年的時候除了我們兄弟姐妹帶著孩子去給他拜年,還有他外甥外甥女、侄子侄女也會帶著孩子去。一個孩子至少得100元壓歲錢,10多個小孩差不多就要2000元,如果平時沒有收入的話,確實壓力很大。”
今年62歲的王勵志在湖南懷化做泥水匠,每個月工資3200元。他告訴記者,每年過年發(fā)壓歲錢都讓他頭疼,“原來給孩子們壓歲錢,只要一二十元就行,大家都挺高興的,后來漲到五六十元、一二百元,現(xiàn)在動不動就要三四百元。來10個孩子,一個多月工資就沒了。”
當記者問及為何不降低標準時,王勵志回復道:“大家會比較的,鄰里之間也會聊這事,別人給那么多,你拿少了,不但不好看,而且顯得你不重視別人。”
年過七旬的溫坤山也有同感。他給孫輩的壓歲錢,從20元一路上漲到現(xiàn)在的200元。“現(xiàn)在都沒人包50元的紅包了,100元也有點拿不出手。我主要靠種地掙錢,壓歲錢是一年最大的一筆開銷,孫子、外孫女、侄孫、侄孫女等加起來20多個。”
記者在采訪時注意到,除了發(fā)壓歲錢的人感覺負擔重外,一些收壓歲錢的人也倍感壓力。
在北京工作的謝琳今年帶著幾個月大的孩子回四川老家過年,幾乎每次親朋好友聚會,她都會收一沓紅包。有一次聚會時,一個親戚不知道她帶孩子來,到了飯店發(fā)現(xiàn)有孩子,連忙起身找服務員要紅包,然后去隔壁ATM機上取現(xiàn)金。盡管她一直喊著“不用不用”,最終也拗不過對方,只能收下。
“我們這邊的壓歲錢金額不小,通常是500元起步。親友們賺錢不容易,我真不想過年相聚變成他們的負擔。但孩子太小,我又不能不帶著。所以每次飯局我都頭大,壓歲錢推搡不過只能收下。”謝琳說,而且壓歲錢終究是要還的,將來還要找各種時機和理由將這筆錢還回去,“想起這些也很頭疼,作為一年回不了幾次老家的人,還要一直惦記這事,也是一種精神負擔。”
一些地方攀比嚴重
影響金錢觀價值觀
過年時長輩給晚輩的壓歲錢,傳說用它可以壓住邪祟,保證晚輩平安度過新的一年。傳統(tǒng)壓歲錢,必須由家中最年長者給予,因為他們生活經(jīng)驗更多,“壓歲”的力度更大。
隨著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們的思想觀念發(fā)生了變化。特別是近幾年,一些地方給孩子的紅包,因為互相攀比等心理而快速上漲。記者梳理公開報道發(fā)現(xiàn),在個別地區(qū),給小朋友的紅包都要1000元起步,有網(wǎng)友感嘆,一個春節(jié)發(fā)掉1.7萬元紅包。
有分析人士指出,壓歲錢標準不斷上漲,是受到某種奢靡“時風”沖擊的結果。這一“時風”既由網(wǎng)絡上的浮躁風氣所催生,也從城市地帶吹拂而來,加上農(nóng)村傳統(tǒng)社會結構的重構引發(fā)“人情投資”觀念的變化,綜合導致攀比的風氣越來越濃厚,壓歲錢的數(shù)額似乎成了衡量親情和友情的標準。“不給不行,給少了又怕被議論”成了許多人內心矛盾的真實寫照。
“對于經(jīng)濟條件好的年輕人來說,每年支出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壓歲錢可能無所謂,但對于普通打工人員或只靠幾畝地收入的老年人來說,給小輩大額壓歲錢就會成為新年的煩惱。”趙蕾在老家待了一段時間后發(fā)現(xiàn),很多農(nóng)村老人主要靠務農(nóng)為生,隨著年齡的增長,他們種不動地了,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從前,平日里省吃儉用,目的就是為了過年期間能給得起壓歲錢。
“對于一些年邁且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而言,壓歲錢的來源主要是子女給他們的贍養(yǎng)費。所謂壓歲錢,只是經(jīng)過了孩子的手轉了一下而已。”趙蕾說。
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說,壓歲錢的本意是表達對孩子健康、幸福的一種祝愿和期待,初衷是好的。但在一些地方,壓歲錢水漲船高,甚至給一些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經(jīng)濟負擔;也有一部分人互相攀比,使得壓歲錢的寓意“變了味”,這種現(xiàn)象值得深思和檢討。
老家位于江蘇宿遷農(nóng)村的程成對于因攀比導致農(nóng)村壓歲錢大幅上漲的現(xiàn)象頗有感觸。按照當?shù)仫L俗,老人慣常給小孩的壓歲錢為一兩百元,且多年不變,但這一慣例在近幾年時常遭遇“城市標準”的沖擊。
“有城里孩子回村里過年,收到紅包后抱怨太少,老人聽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;有人已搬到城里住,回老家過年時給小輩的紅包動輒五六百元,收紅包的一方回禮時也得五六百元甚至更高,‘標準’慢慢就上來了。”程成說。
中國農(nóng)業(yè)大學人文與發(fā)展學院教授何慧麗指出,畸形的攀比現(xiàn)象,造成壓歲錢和收入不均衡,給老年人特別是農(nóng)村老年人增加了很大的經(jīng)濟壓力和煩惱,也直接影響了孩子們的金錢觀、價值觀,需要進行治理。壓歲錢的寓意是好的,表示對孩子的祝福,只要達到這個功能就行了。長輩愛孩子,錢越給越多,相互攀比,這違背了壓歲錢的寓意,甚至可能引發(fā)矛盾。
專家認為,壓歲錢的涵義豐富、寓意美好,承載著長輩對年幼一代的關心關愛和殷殷期待。在壓歲錢的良性互動中,家庭的溫暖和親情的濃郁得到彰顯,傳統(tǒng)的民俗文化得到傳承。壓歲錢若變成炫耀財富的工具,不僅影響孩子的價值觀和金錢觀,將壓歲錢的多少等同于長輩對他們愛的多寡與分量,繼而對親情形成一種認知誤區(qū),將親情物質化或貨幣化;還容易催生“紅包越大越有面子”的錯誤觀念和過度消費等不良行為,與其祝福的寓意、年味的溫馨背道而馳。
引導納入村規(guī)民約
倡導適度適可而止
記者注意到,針對愈演愈烈的壓歲錢攀比現(xiàn)象,多地近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引導民眾合理送壓歲錢,將壓歲錢不變味納入村規(guī)民約是目前最主要的方式。
安徽省阜陽市文明辦近日在回復網(wǎng)友反映的相關問題時表示,將加大宣傳教育力度,通過文明實踐、新聞媒體等各類陣地,引導農(nóng)村群眾樹立關于壓歲錢的正確觀念;引導基層將壓歲錢的合理發(fā)放納入村規(guī)民約,倡導農(nóng)村群眾樹立勤儉持家的家風家訓;借鑒推廣外地有效做法,提倡理性節(jié)約,堅決反對攀比和浪費。
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(qū)政府網(wǎng)站公布的《河下街道2023年村規(guī)民約(居民公約)》中,螺螄街村規(guī)民約、鎮(zhèn)海村村規(guī)民約規(guī)定:壓歲錢不變味,不慣孩子。江蘇蘇州相城區(qū)黃橋街道胡灣村召集協(xié)商議事會成員,圍繞“完善村規(guī)民約,樹立文明新風”開會,主要討論“壓歲錢不變味,不慣孩子”。
云南省紀委監(jiān)委于2018年2月印發(fā)《關于規(guī)范農(nóng)村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通知》,要求切實減輕農(nóng)村群眾人情和經(jīng)濟負擔,參加農(nóng)村婚事喪事宴請,贈送禮金或禮品價值不超過100元。同時,防止和糾正以給壓歲錢的方式變相送禮,除近親屬外不贈送壓歲錢。
還有多地通過發(fā)倡議書、舉辦相關主題活動等方式,引導群眾合理送壓歲錢,強調壓歲錢不變味。
何慧麗認為,此外還需要積極倡導好的家風、家教、家文化。有良好的家風,家長們自然就知道給壓歲錢的度。不能就壓歲錢問題說這個問題,應該倡導弘揚家庭的建設,功夫用到平時。
記者采訪發(fā)現(xiàn),現(xiàn)實生活中,盡管身邊有攀比之風,但仍然有不少人堅持根據(jù)自身經(jīng)濟情況給壓歲錢,不攀比、不跟風、不過度。
來自貴州貴陽的王偉今年和兄弟姐妹約定只給孩子發(fā)小額紅包,統(tǒng)一為80元,“大家圖個熱鬧喜慶就好”。此前,按照他所在地方的習俗,壓歲錢通常以200元居多,每年春節(jié),他都要為此花費數(shù)千元。
“家族中有10多個孩子,有的可能一年才見一次面甚至幾年都見不上面,即使如此也不能不給壓歲錢,而且還不能給少了,給少了怕被議論。今年我就直接在家族群里說了,親戚們都同意,這樣一來大人們的壓力沒有那么大,孩子們收到紅包也都高高興興。”王偉說。
在廣東不少地方,“派利是(紅包)”只講“意頭”不比金錢,5元、10元,多少隨意心到即可。在廣西河池一個村,小孩挨家挨戶拜年,大人提前準備好2元“利是”。
“過年的快樂,就是收到壓歲錢那一刻的驚喜,錢多錢少都沒關系。”家住廣東江門的12歲小朋友張俊今年收到了80多個紅包,大多是10元、20元金額,他對此很是開心。
社交平臺上,也有不少人希望過年回家發(fā)壓歲錢量力而行,大家都和和氣氣、開開心心,而不是被攀比、跟風的風氣所“綁架”,“不要打腫臉充胖子”“不要內耗”。
受訪專家認為,打破壓歲錢困局的希望,既要通過合理機制對這股非理性的風氣說“不”,也要從文化心理上實現(xiàn)社會群體之間的互諒。比如,城里的孩子下鄉(xiāng)時,監(jiān)護人應該事先說清楚鄉(xiāng)俗特點和老人的“壓歲觀”,并引導孩子體驗村落語境中的民生憂歡,從而避免帶有偏見地評價一個紅包的厚薄。再將心比心,作為收壓歲錢一方的小輩及其父母,必須考慮紅包是否“收之有愧”,平時是否對老人有足夠的物質和精神關愛。
在王忠武看來,需要適當給壓歲錢水漲船高的風氣潑盆冷水,降降溫。又送又還,還的時候通常還要多給一些,容易形成惡性循環(huán),如果不加以遏制,壓歲錢額度就會持續(xù)上漲。他建議相關部門出臺倡導性規(guī)范,參照治理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的方法,形成軟約束。輿論、社會對不合理的行為加以勸導,倡導適度、適可而止。
“給壓歲錢討個吉利,大家量力而行,要給,不能讓孩子們沒有壓歲錢的快樂,但紅包金額可以少一些。既沒壓力又喜慶,何樂而不為呢?”趙蕾說。
(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)
來源:法治日報(記者:文麗娟 實習生:王藝韜)